腾讯提出新的愿景与使命：科技向善

作者丨天使不投资人

头图丨视觉中国

2019，腾讯提出新的愿景与使命：科技向善。此前，腾讯的愿景是“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”，使命则是“通过互联网服务提升人类生活品质”。而去年架构调整后提出的“提升品质”这个使命，仅半年就悲剧地被“替换”掉了。

在95后、00后心目中，腾讯这家公司的形象，恐怕与80后、90后不大一样。有没有过“一边充值一边骂腾讯”的经历，对这家公司的认知会迥然不同。毕竟，曾经的QQ是个自带彩虹宝钻，点亮面板图标能骗学生半年零花钱的鬼畜产品。

因此，“科技向善”并非谷歌早年“Don't be evil”的翻版。谷歌提出“不作恶”的背景，是销售人员与研发人员的冲突，或可能的冲突；作为一家技术主导的企业，谷歌态度鲜明地站在了研发一边，表示不会为了赚钱而作恶——谷歌近年表现出在美国科技企业中尤其突出的亲政府立场后，也就不再提这茬儿了。

而腾讯早年一直以产品为主导，其产品充值广度即便放在今天也堪称奇迹，此时强调“不稀罕钱”，恐怕不太可信。腾讯的科技向善，是且只能是商业的、发展的——即便科技向善的英文是“Tech for Social Good”。

一个愿景，怎么这么拧巴，这么扭扭捏捏？

科技向善的意涵，在腾讯研究院，腾讯几位高管的讲话及各路自媒体的发挥中，普遍与商业关系不大，令人无感。这些解释集中于两个层面：

1. 慈善。这是吃瓜群众、包括多数互联网从业者看到“科技向善”的第一反应。有些人理解为与商业无关的、纯粹的慈善活动，有些人理解为腾讯近年的“投资不控股”（这在业内跟做慈善没太大区别）策略。但无论如何，说用慈善引领公司，恐怕腾讯得真的“没有梦想”了才会这么做。
2. 自省。这是腾讯研究院及各位高管的较为官方的解释。大意是说，科技在改善生活时也带来了原来没有的麻烦，比如信息过载、网络谣言、网络暴力、网络犯罪、数据安全、大数据杀熟、AI逼人失业等。让科技解决自身的问题，而非解决人类社会原有的问题（与“慈善”的核心区别），才是“向善”的重点。但腾讯集团PR尚未做出更详细的释义，现阶段主要放任自媒体涂抹。

腾讯内部提出“科技向善”的概念，始于2017年。真正首次公开则已是2018年1月20日腾讯研究院的活动上（该次活动主题为“科技向善：过载/Overload”），腾讯公司前CTO张志东发表讲话。而“科技向善”大规模曝光，已经是2019年1月11日，腾讯研究院“科技向善”的第二次年会（科技向善：刷新/Relaunch）了，彼时腾讯SVP郭凯天发表讲话；此前不久，张小龙也公开表示“善良比聪明更重要”。

马化腾曾亲笔写过同名文章《科技向善》，发表在《经济学人》特刊《The World in 2019》上，但当时Pony对“科技向善”的解释较为保守，仅涉及慈善层面。

真正的“官宣”要到2019年5月4日，马化腾在朋友圈借一条无关紧要的新闻以“新远景与使命”的口吻，首次认可了研究院的努力。

但“科技向善”真的“官宣”了吗？

其实数位高管对向善内核的解释不尽相同，甚至随着时间推移发生过不少变化（从慈善到自省）。腾讯研究院的地位在腾讯内部相对非核心，绝不可能代表腾讯。至于正规的、完整的解释，腾讯集团PR从未给出过——甚至连官网都懒得改：

你可以亲自登录腾讯官网查看，相信你也不会认为这是腾讯的工作疏漏

一个愿景的提出，前后花了一年半，有那么复杂吗？已经找了那么多自媒体写稿，PR还是不会梳理吗？Pony和Tony在腾讯一言九鼎，这二位的发言都无法给个准信儿，“科技向善”又能成多么宏大的命题？

首先，科技能不能是善的？当然不能。

“技术不好也不坏，也不是中性的”，科技六大定律中开宗明义的首条，科技的立场由环境和使用者所决定——我们常用核武器来佐证。当前大环境下，科技本身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“新恶”；科技巨头身为垄断者，就如被贫民唾骂的华尔街一样，成为新型犯罪受害者、网络“老实人”及“数字难民”憎恨的目标。向善之举，有助于科技公司摆脱这一困境。

但是，科技本身没那么复杂，“善”则没那么简单。腾讯不是一家鸡血型公司，企业文化一直主张客观中立，可不想背个“我来定义善”的大锅。因此，腾讯的善，必须找到一个在人类社会中较为客观的落脚点，成为一种公认的“善”。

或者说，正义。

“向善”的社会逻辑：请把纠纷留给科技

科技向善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GR倾向。6月12日，《学习时报》发表文章《科技向善应成为数字社会的共同准则》，作者司晓。

作者司晓是位法学博士，如假包换的腾讯研究院院长，通称Jason。年初我与Jason就“科技向善”的话题进行交流时，还特意问过“科技向善”与传统的“CSR”（企业社会责任）有何区别。而就他在《学习时报》上发表的文章来看，Jason已经不再刻意区分科技向善与CSR的区别，而将其视作CSR的一部分：

科技向善既可以看作是科技公司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，也是未来新的机会与优势。毕竟在面对数字社会带来的种种挑战时，只有那些积极主动寻找创新性解决方案、严格恪守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公司，才能在下一轮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优势与长远发展。

Jason的法学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“科技向善”的起点。实际上，Jason任主编的《腾讯研究院未来译丛》系列书籍中，有一本名为《数字正义》（作者：[美]伊森·凯什，[以色列]奥娜·拉比诺维奇·艾尼）的书，讲述了和上述引文接近的部分观点。

这些观念令我想起在科技领域已经屡次发生的事情：纠纷不是科技公司带来的，但能够主动解决纠纷的科技公司，将率先取得优势（需要说明的是，下文部分观点借鉴了《数字正义》）。

虽然无奈，数字世界终究成了“法外之地”

年轻网民可能不敢相信，电商平台成立之初是没有客服的。1992年以前，网上商业活动属于违法行为，大多数网络活动是政务和学术交流。当然彼时网民也很少——早期互联网以美国国家计划命名为“阿帕网”ARPAnet，而阿帕网在1990年才退出历史舞台。

总之，商业解禁后，电商鼻祖eBay于1995年成立，直到1996年它真的只是一个“平台”，买家卖家在上面发生了什么冲突，任由他们自己去打，无论eBay还是用户，都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。当时网民的观念近似于：你在商场买到假货会去找物业吗？

但不到一年，eBay就意识到，如果没人帮忙解决纠纷，电商就不比线下好到哪儿去。于是，eBay就雇佣了一个（没错，就一个）员工专门处理所有纠纷，在规模扩大后才开始建立自己的客服中心，而这也帮助eBay从一个初生牛犊成长为商业明星。

今天的电商不会走这条弯路了，实际上他们的解决方式都更精明：亚马逊会根据用户是否Prime会员、是否亚马逊常客、是否不常退款、该订单是否不太贵来智能判断能否一键退货、换货，连客服都省了；至于阿里巴巴，有统计表明99%以上的冲突无需阿里客服介入——买卖双方都担心自己在阿里平台的好评度，或说信誉等级。

电商只是一个“科技解决科技纠纷”的缩影。今日社会，我们绝大多数的冲突存在复数的、多层次的解决方法：一些纠纷可以在当事人间达成谅解，不能解决的则由小范围内的第三方帮忙调解，闹大了的会进入媒体视野给个“公论”，争议巨大的会进入诉讼程序，多数民诉等不到开庭就会庭外和解，而需要检方提起公诉的纠纷更是少之又少……

尤其在数字领域。

试想，在使用科技产品时，你有没有遇到过bug，或者隐私被泄露、身份被出卖，或者数据错误、数据丢失？这些问题有没有导致你遭受过经济损失？你会因为遇到bug状告软件公司吗？在网上受到骚扰，你会像在街上受到骚扰般报警吗？